弘武六年六月，随着国会的闭幕，分别由达赖五世率领的返藏使团和由达得利男爵率领的返欧使团，怀揣着各自的企图以及中华朝丰厚的赏赐，一前一后地离开了帝都南京。有人离开，自然就会有人到来。当达赖五世和达得利男爵向着两个迥然不同的方向进发之时，新一任的内务尚书也在复兴党上下的一致翘首期盼中抵京赴任了。
虽说黄宗羲早在国会召开之前对自己进驻新内阁就已有了心理准备。但他在北方的职务交接仍是花费了不少时间。以至于在国会结束一个多月后，他才得以交代完北方的政务南下京师赴任。这一方面说明黄宗羲在北方公务繁忙，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在北方无可比拟的权限。而后者，这些年来可为他在朝野引来了不少的非议。
事实上，黄宗羲本人也十分清楚身兼燕京府尹、河北省政使两职的自己，所得到的实际权限更类似于前朝的鲁、冀、晋、辽四省巡抚。说他将黄河以北的政务执掌一手一点都不为过。熟读史籍的黄宗羲当然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既代表着无与伦比的权利，同时也意味着不可避免的猜忌与威胁。因此一直以来，黄宗羲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北方的军务有所接触。他知道这是一个君王一个国家的最低底线，同时也是一个臣子应尽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