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着相同的目标，但东西双方在风俗、习惯、宗教、先例等方面的差异，注定了他们会各自走出两条不同的轨道。至于轨道的尽头是殊途同归，还是背道而驰，获取也只有道理数百年后，答案才能随之揭晓。而在另一边，眼前一个更为直接的竞争却已然在这一年的春天悄然的在东西方文明之间拉开了序幕。
弘武十一年四月，历时十年的《明史》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之中修编完成了。由于孙露是通过禅让的方式以华替明的，因此就内容上来说，《明史》的记载还是十分的客观详尽的。此外，或许是为了给现今的中华朝的一些制度做注解，中华朝的史官在修编《明史》的过程中还特意强调了一些特殊事件，例如东林党的数次全国性集会、天启朝苏州百姓抗阉党等等内容。其目的当然是旨在借此证明中华朝之所以会对制度进行如此重大的变革，之前都是有预兆的，乃是顺应民心的举动，如果光是这些，那中华朝修编的这本《明史》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部优秀客观的史籍罢了，然而有一样特别的细节却让这部书在日后的世界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原来内务部在修编《明史》时除了采用传统的“王公即位年次纪年法”以外，还首次引入了“黄帝纪年法”。也就是以黄帝即位之年为元年的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