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先知”者，孙露明白自己选择的是一条充满荆棘却又看不到尽头的道路。但她同时又庆幸中华帝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使其拥有了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曾拥有过的“契机”。而这一“契机”的出现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看都同欧洲人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开拓的全球贸易航线缩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市场的距离。形成了远比汉、唐两朝丝绸之路更要宽广更要深远的贸易网络。庞大的世界市场对茶、丝、棉、蔗糖等产品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中原相关类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使帝国的出口急剧增长。就算之前明朝的统治者沉醉于“天朝上国”实行海禁亦无法阻止“那双无形的手”将帝国的东南沿海卷入世界商品大流通之中。
不过光有覆盖全球的市场并不能打破中华固有的自足体系。毕竟这个时代的中国小农村对海外的商品几乎一无所求。无论帝国在海外的市场再怎么繁荣都难以动摇到本土的不农经济体系，单方面的贸易顺差至多不过是造就另一个“目中无人”的“天朝”而已。惟有达到进出口贸易的相对平衡，中华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的商品化。因此将近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孙露，海外市场仅仅是载体，真正的“契机”是海外贸易带来的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