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所带来的自然是“政治游戏规则”的变更。对于信奉中庸之道的中国官僚来说。在尚未完全吃透新规则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愿意轻易的尝试政治投机。不过这也是仅就行政系统而言。须知政客本就是这世界上最善于钻营的人物。当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他们就会在第一时间在别处挖一扇窗来。当意识到凭借传统的党争手段已经难以在新制度下讨得便宜。那些帝国朝野间的风云人物们很快就将阵地转移到了相比朝堂而言更为宽松的国会之上。并再一次的如鱼得水起来。
当然政治投机活动阵地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衙门里的“官老爷们”肯就此安安份份的做一枚帝国行政机器上的“螺丝钉”。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华官员普遍都对政治活动有着强烈的宿求。他们需要轰轰烈烈的表演舞台。需要引起天下人的注意。需要得到皇帝的常识。特别是在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看来默默无闻的一直工作到退休的生活根本与流放没什么差别。而这种情绪在不少年轻官吏的身上更是带着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只不过朝廷给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实在是少之又少。
就这一点来说。姚启圣无疑是弘武十五年最令人羡慕的青年官吏。由于其被首相黄宗羲推荐并任命为观察使专职负责监督《股例》在京畿、江南